加密货币监管的灰色地带：地方政府的“秘密”金库
近年来，加密货币在中国一直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地位。一方面，政府严厉打击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投机和交易活动，将其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另一方面，随着打击力度加大，各地政府查获了越来越多的加密货币资产，这些资产的价值不容小觑，甚至成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潜在来源。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地方政府正悄悄地将这些“非法”资产变现，以填补财政缺口，但这无疑是在监管的灰色地带游走。
监管困境：法律与现实的背离
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对加密货币的立场一贯是明确的：不合法。在法律判决中，通常会尊重加密货币的财产属性，但绝不会使其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意味着，加密资产的交易在中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然而，尽管有此禁令，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社会治理环境下，涉及加密货币的犯罪活动却日益猖獗。从网络欺诈到洗钱，再到非法赌博，加密货币的身影无处不在。这种现实与监管之间的巨大鸿沟，让地方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禁令，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巨额的加密货币资产，如何处置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犯罪温床：加密货币背后的暗流涌动
区块链安全公司的数据显示，2023年加密货币相关犯罪涉案金额激增10倍，达到惊人的4307亿元人民币！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代表着无数家庭的财产损失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最高检察院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年中国起诉了303名涉嫌加密货币相关洗钱的人员。这些犯罪分子利用加密货币的匿名性和跨境便利性，将非法所得转移到境外，严重威胁着国家的金融安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打击力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查获的加密货币资产如何处理？是销毁，还是变现？如果变现，又该如何规避法律风险，不与现有的监管政策相悖？这些问题，都让地方政府如履薄冰。
地方债压顶：加密货币能否成为救命稻草？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早已不是秘密，而是一个公开的、迫在眉睫的危机。面对天文数字般的债务，任何一丝可能的收入来源都显得弥足珍贵。那么，价值不菲的加密货币，自然也就进入了地方政府的视野。但问题是，饮鸩止渴，真的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化债需求：地方财政的燃眉之急
财政部披露的数据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截至2025年3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501650亿元！这其中，既有显性债务，也有难以估量的隐性债务。尽管化解隐性债务的政策在短期内缓解了偿债压力，但部分地区总债务率仍超过500%，这无疑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数字。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要用来偿还债务，留给民生和社会发展的资金捉襟见肘。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自然会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而查获的加密货币，无疑是一笔意外之财。
问题也由此产生，化债需要真金白银，出售加密货币能够快速回笼资金，那么地方政府能否出售加密货币来增加收入并进一步实现化债？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案，但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和争议。
国际先例：出售加密货币的诱惑与风险
事实上，通过出售查获的加密货币来缓解财政压力，国际上并非没有先例。美国政府就曾出售过大量的比特币。在全球对美国以比特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决心表示怀疑之际，人们也曾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卖币化债”策略感到担忧。毕竟，美国政府持有的比特币数量庞大，一旦大规模抛售，势必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以平均14736美元的价格出售了约19.5万枚比特币，损失高达161.4亿美元！今年1月，美国司法部出售丝绸之路扣押的65亿美元比特币时，就一度引发了市场恐慌。这些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出售加密货币并非万能药，稍有不慎，反而会适得其反。而且，美国的做法，真的值得我们效仿吗？
隐秘的变现之路：谁在操盘加密货币的“洗白”？
查缴的加密货币，就像一块烫手的山芋，握在手里烫手，扔出去又舍不得。如何将这些“非法”资产转化为可用的资金，成了一个考验地方政府智慧的难题。明面上不能交易，暗地里却涌动着各种利益的暗流。谁在操盘这些加密货币的“洗白”过程？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PlusToken阴影：失踪的巨额加密资产
2019年轰动一时的PlusToken传销案，至今仍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个案件不仅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虚拟货币传销案，更牵扯出巨额的加密资产，其中仅比特币就高达50万枚！此外，还有超过925万枚ETH、110.6亿枚狗狗币以及184.77万枚莱特币等一众主流货币。这些资产，如果按照现在的价格计算，价值惊人。但是，这些钱都去哪儿了？
官方披露的信息语焉不详，只说案件已经侦破，犯罪分子已经落网。但是，对于这些查获的加密货币的处置情况，却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市场上流传着各种猜测，有人说已经被秘密出售，用于弥补地方财政亏空；也有人说被转移到了海外，成了某些人的私人财富。今年2月，CryptoQuant首席执行官Ki Young Ju曾提到，中国当局已经出售了PlusToken中查获的现价约200亿美元的比特币，更是引发了轩然大波。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政企合作：灰色地带的利益输送
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处置加密货币时，往往会选择与私营企业合作。这种政企合作的模式，看似能够提高效率，但同时也为利益输送提供了空间。一些企业打着“专业清算机构”的旗号，实际上却在暗箱操作，低价收购查获的加密货币，然后高价卖给境外买家，从中牟取暴利。而地方政府，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够拿到一部分资金，也就不追究其中的细节。
路透社的报道更是揭露了其中的内幕：一家名为“Jiafenxiang”的深圳科技公司，自2018年以来，已代表中国江苏省徐州市、华安市和泰州市等地方政府在境外市场出售了价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加密货币。这家公司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的？这些问题，恐怕很难得到答案。
法律红线：变现行为的合规性拷问
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个人持有加密货币，但实体参与虚拟货币相关投资交易活动是受到严格管控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第三方机构出售加密货币的行为，显然与现有的监管理念相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实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处置“是一种权宜之计，严格来说，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目前对加密货币交易的禁令”。这种“权宜之计”，究竟能够走多远？又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境外曲线：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处置模式
既然境内交易受到严格限制，那么将加密货币转移到境外进行变现，就成了不少地方政府的选择。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看似巧妙地规避了国内的法律风险，实则隐藏着更大的合规隐患。而各种境外处置模式，也如同雾里看花，让人难以辨清真伪。
多重模式：眼花缭乱的境外操作
知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刘正要律师总结了现有的几种行政处置方式，其中都离不开“境外”二字。一种是“境内+境外联合处置模式”，即由境内代处置公司与司法机关/嫌疑人签订委托合同后，再委托境外的处置主体进行实质的处置。这种模式看似简单，但如何选择境外处置主体，如何保证资金安全，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一种是在境内与境外的自由贸易区进行处置，通常以拍卖的形式进行。这种方式需要将虚拟货币带到公司注册地（即贸易区内）进行实际的拍卖，价高者得。但这种方式的透明度如何，是否存在暗箱操作，同样令人担忧。
还有一种是通过境外银行进行处置，境外银行具有虚拟资产与法币兑换的资质，兑换后转入境内。这种方式看似便捷，但涉及到跨境资金流动，必然会受到外汇管理的严格监管。
最后一种是由境外虚拟货币发行方回收虚拟货币变现处置，执法机关和虚拟货币发行方协商处置罚没的虚拟货币，由发行方回收，且回收价不低于虚拟货币价值的80%。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如何，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更是难以评估。
合规风险：谁来监管“看不见的手”？
无论是通过第三方公司交易，还是转委托境外公司变现，都存在着巨大的合规性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职務犯罪、违反禁止虚拟货币炒作政策以及外汇管理规定等。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这些风险很可能演变成现实。而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看不见的手”，又会将这些加密货币引向何方？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在处置加密货币时，往往会钻法律的空子，甚至不惜触碰法律的红线。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也破坏了市场秩序。而那些从中牟取暴利的个人和机构，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监管迷局：未来之路在何方？
面对加密货币处置的乱象，监管部门并非无动于衷。事实上，他们也在积极探索更为完善的监管机制，试图在法律框架内找到一条既能有效处置加密资产，又能维护金融秩序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注定充满挑战。
法律探索：修改规则的呼声
路透社的报道显示，律师、高级法官和警方正在联合讨论关于罚没加密货币处置规则的修改。这次研讨会是近几个月举行的多场研讨会之一，对所有建议开放，但不保证一定会实施。这表明，监管层已经意识到现有规则的不足，并有意听取各方意见，寻求改进。与会者和市场参与者表示，各方已接近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允许司法机构将加密货币认定为资产，并制定统一的程序来处置被扣押的虚拟货币。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加密货币的监管有望迎来新的突破。但问题是，如何平衡创新与风险，如何在保障投资者权益的同时，避免加密货币被用于非法活动，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种设想：利益最大化的博弈
针对扣押资产如何处置更具经济效益，实现利益最大化，市场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目前，场内出售论、政府转让论以及集权管理论是最常见的三种观点。场内出售论，指的是在香港虚拟资产交易合法合规的背景下，通过香港虚拟资产交易所进行合作与售卖。此举不仅效率更高，而且还可以变相推动香港虚拟资产的发展。但这种方式是否会引发资金外流，是否会加剧国内的金融风险，仍然需要仔细评估。
政府转让论就更直接，内地政府将持有虚拟货币转让给香港政府，或者效仿香港境内的ETF，依托基金与资管公司将虚拟资产打包，从而构建ETF挂牌在香港售卖，又或者在香港设立加密货币主权基金。这种方式看似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分配和跨境交易，操作难度极大。
集权管理论，正如美国政府当前的举措，设立类似战略储备。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郭志浩律师认为有必要建设国家级处置体系，表示中国央行更有能力处理加密货币，应该将其出售到海外，或者像特朗普计划的那样，用扣押的代币建立加密储备。HashKey联合首席执行官鲁海洋也认同这一看法，其表示，中国或许可以借鉴特朗普的做法，将没收的比特幣作为战略儲備，由中央政府整合資產處置，他建议，中央政府可以整合資產處置，而不是在市级和省级层面进行处理。但这种方式需要承认加密货币的合法性，这与现行的监管政策存在冲突。
权力寻租：难以统一管理的根源
虚拟资产的财产属性意味着其处置很难由单一部门或特定机构统一管理，原因是涉及财政归属问题。此类案件具备明显的属地性质，即便是事权财权更高级别的政府，也难以直接入手操作基层地方的案件，这其中亦存在一定的历史原因。地方政府有处置罚没资产的权力，也更容易受到利益的驱动，这使得加密货币的处置更加复杂。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权力寻租的空间就会增大，甚至可能导致腐败问题的发生。
结语：公开的秘密与未来的牌照？
总的来说，地方政府出售虚拟货币以充实地方财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秘密处置也已然成为一种相对公开的秘密，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与现有的法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虚拟货币监管逐渐从控制行为向优化处置方向延伸完善。从处置模式来看，从单纯的向第三方卖币到引入代处置实体，再到境内境外联合处置，我国虚拟货币处置模式已然经历了数轮迭代，但至今仍未形成清晰、透明、高效的规范化流程。未来，针对这一空白，我国极有可能进一步推动法律法规的优化。可以预见的是，从分散处置到规范操作已成趋势。在此类需求下，或许在一定概率上会出现专门处置虚拟资产的牌照许可制度。但这是否意味着加密货币在中国走向合法化？或者仅仅是一种更精细化的管理手段？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时间来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加密货币在中国的监管之路，仍然充满挑战和变数。